大通县财政金融政策联动稳就业促创业
大通县财政金融政策联动稳就业促创业
大通县财政金融政策联动稳就业促创业在宣武门外大街一座院落门口(ménkǒu)的木板上(shàng),写有“王茂荫故居”字样,而院门旁边标牌上的字样为“西城区一般不可移动文物——歙县会馆(huìguǎn)”。
王茂荫是安徽歙县(shèxiàn)人,尽管他在清代咸丰年间官至(guānzhì)户部右侍郎,却一直没有(méiyǒu)购置房产,长期居住在歙县会馆。这位清朝货币理论家、财政(cáizhèng)学家以(yǐ)清正廉洁、直言敢谏著称,他曾向咸丰皇帝提出货币改革建议,虽然未被采纳,却被马克思写入了《资本论》第一卷,从而使他成为唯一被《资本论》提及的中国人。
乡谊(xiāngyì)为重,会馆即是旅京之家
位于宣武门外大街107号的(de)歙县会馆(huìguǎn)坐西朝东,目前前院经营茶、酒和咖啡,后院包括西正房、过(guò)厅、南厢房(xiāngfáng)和北厢房,正房面阔五间,南北厢房、过厅各三间。修葺一新的房舍间,一棵高大粗壮的椿树显出几许沧桑。
正房门前(ménqián)竖立(shùlì)一块展板,上面是王茂荫的画像(huàxiàng)以及他早年(zǎonián)经历、仕途发展、晚年生活、主要贡献的简单文字介绍。室内摆放若干小巧的桌椅,书案上放着笔墨纸砚,还有几个卷轴。墙壁上的两块展板,文字与图片相结合(xiāngjiéhé),内容分为四个章节,即王茂荫生平、王茂荫的货币论、王茂荫的货币改革尝试、歙县会馆。
现在的(de)歙县会馆,早已不是王茂荫居住时的规模。据说,腾退(téngtuì)和修缮后的歙县会馆只是原来的一部分。
歙县会馆始建于明嘉靖(yúmíngjiājìng)三十九年(sānshíjiǔnián)(1560年),由安徽徽州36位茶、漆等商人倡议筹建。当时的徽州一府六县,歙县为其中(qízhōng)之一,并且是徽州府治所在地。“来者实有依归,无论崇卑,咸得解装于斯,而从容(cóngróng)别定馆舍(guǎnshě),此徽歙建置会馆之由也”。就是说,他们筹建的会馆是徽州旅京(lǚjīng)人士、尤其是歙县旅京人士的一个落脚点。当然,在这里落脚的主要是商人。
清朝初年,歙县会馆由商馆转变为士馆、仕宦行馆,成为徽州举子进京应试(yìngshì)和宦海中人在京候(jīnghòu)职的(de)临时寓所。据《歙事闲谭》记载,清代的歙县出了5个(gè)(gè)状元、2个榜眼、1个武榜眼、8个探花、296个进士。另外,还出了4个大学士、7个尚书、21个侍郎。他们在京应试或求职期间,都曾居住于歙县会馆,并得到歙县会馆的扶助。
随着徽州旅京人员的(de)增多,会馆渐渐不堪重负。乾隆五年(nián)(1740年),寓居扬州的徽州盐商黄氏家族出资,使歙县会馆得以扩建。乾隆二十三年(1758年),时任内阁中书(从七品(qīpǐn))的歙县人吴(wú)宽致信扬州盐商徐士业,向这位财大气粗的歙县同乡求助。在得到资金支持后,对歙县会馆再度(zàidù)扩建。到了(le)嘉庆初年,会馆虽有一定规模,但“岁久渐倾圮”。嘉庆六年(1801年)盛夏(shèngxià),一场暴雨使会馆严重损毁(sǔnhuǐ)。嘉庆九年(1804年),歙县籍两淮盐业总商鲍志道捐(juān)巨资,加上在京歙县籍官员、商人的捐资,历时(lìshí)三年,对歙县会馆进行了空前规模的大修。此次大修,不仅使会馆焕然一新,也使其一改颓势,重新成为社会名流聚集的场所。
除了王茂荫,朝廷大员曾国藩、李鸿章、祁寯藻等(děng)都人(rén)也(yě)曾是歙县会馆(huìguǎn)的常客。如果(rúguǒ)往前追溯,在歙县会馆居住过的名人还有被梁启超称作“前清学者第一人”的戴震、乾隆年间的户部尚书曹文埴等。到了近代,教育家陶行知、画家黄宾虹等,也曾是歙县会馆的座上宾。从思想巨擘到艺术大师,从清官廉吏到教育先驱,深厚的文化积淀(jīdiàn)使歙县会馆成为徽州文化的一个缩影。
两袖清风,为安(wèiān)社稷直言敢谏
清道光十二年(nián)(1832年),王茂荫考中进士。不(bù)久,被授予户部主事,升任员外郎(yuánwàiláng)。次年,他从安徽歙县到京(jīng)城任职。此后,他先后担任御史、户部右侍郎、左副都御史、工部侍郎、吏部右侍郎等职,历经道光、咸丰、同治三朝,在京为官30年,始终不携带家眷,不购置房产,独自一人居住在歙县会馆。
清 咸丰皇帝褒奖王茂荫父母诏书 安徽中(zhōng)国徽文化博物馆藏
在担任御史期间,王茂荫对当时(dāngshí)的(de)用人(yòngrén)取人标准提出严厉批评。比如,强烈反对以字体工拙取士。他认为,过于注重(zhùzhòng)小楷,以至于“合天下之聪明才俊尽日握(jǐnrìwò)管濡毫”,根本不能“济实用”。就是说,用人取士不能只看表面功夫。他主张改革科举考试(kējǔkǎoshì),“勿论字体工拙,笔画偶疏,专取学识过人之卷”。乡试会试以实务为主,殿试朝考重视经学文意(wényì),将真才实学作为选拔人才的最高标准。王茂荫的人才观,在一定程度上引发了当时用人制度的反思和改进。
咸丰八年(nián)(1858年),王茂荫上奏咸丰皇帝,建议将《海国图志》五十卷本刊刻重印,以使朝廷官员及国民“知夷难御而非竟无法之可御(zhīkěyù)”。他认为,应该知己知彼,坚定信心(jiāndìngxìnxīn),共谋抵御外敌大计。对(duì)魏源在《海国图志》中提出的“师夷长技以(jìyǐ)制夷”的主张,他极力推崇。由此可见,王茂荫不仅心存报国之志,而且具有远见卓识。
当然,王茂荫的远见卓识主要体现在(zài)他的货币改革方案和货币理论上,学术界将其评价为“我国封建社会货币理论的最高(zuìgāo)成就”。那是咸丰三年(1853年),王茂荫担任户部右侍郎,兼管钱法堂(qiánfǎtáng)事务。为了应对清廷所(suǒ)面临的财政危机,他上奏咸丰皇帝,反对铸造成百上千的大额钱币,认为“官能定钱之值,而不能限物之值”,铸造大钱势必导致物价上涨(wùjiàshàngzhǎng)。他主张在可控范围内,发行(fāxíng)新的纸币。
次年(cìnián),王茂荫针对银票(yínpiào)、宝钞(chāo)和铸大钱所造成的(de)货币剧烈贬值及社会动荡,向咸丰皇帝上奏《再议钞法折》。主要内容包括四项建议:一是允许钱钞兑换现钱,二是允许银票兑换现银,三是允许各商店用钞换银,四是允许典(当)铺款项出入顺带(shùndài)用钞币。前两项涉及持钞人与国家之间的关系,后两项涉及商人(shāngrén)与商人、商人与顾客的交易中扩大(kuòdà)钞币使用。在这个货币改革方案中,前两项是重点。而王茂荫之所以(zhīsuǒyǐ)重视商人的作用,一是商人在当时的经济生活中扮演着重要角色,二是他出身于商人家庭,对商人有着深刻的了解。
然而,咸丰皇帝对(duì)王茂荫的《再议钞法折》大为不(bù)满,认为(rènwéi)他所言“贵民而贱官”,不以国家政事为重。户部军机大臣的审议结论中,也指责王茂荫“所论专利商贾(shānggǔ)而不便于国,殊属不知大体”。于是,咸丰皇帝下令查办,并将王茂荫调离户部,货币改革搁浅。
改革搁浅(gēqiǎn),却被写入《资本论》
同治四年(nián)(1865年),王茂荫回安徽歙县为继母守孝。当时,他家老宅破败(pòbài),人丁寥落。不久,他在家中病逝,享年67岁。
王茂荫去世两年后,马克思的《资本论》第一卷(dìyījuàn)问世。《资本论》第一卷第一篇第三章,论述的是货币和(hé)商品流通。这一章有个附注83:“清朝户部右侍郎Man-mao-in向天子(tiānzi)上了一个奏折,主张将官票、宝钞改为可兑现的钞票。在1854年4月的大臣(dàchén)审议报告中,他受到严厉申斥。他是否因此受到笞刑(xíng),不得而知。审议报告最后说:‘臣等详阅(xiángyuè)所奏……所论专利商而不利于国。’”
1927年,在法国留学(liúxué)的侯外庐翻译德文版《资本论》时,对附注83中的“Man-mao-in”感到棘手。回国后,他与(yǔ)合作者王思华一起(yìqǐ)去请教中国财政史研究专家崔敬伯(cuījìngbó)。崔敬伯在查阅《清史稿》列传后告诉他们,“Man-mao-in”是清朝(qīngcháo)咸丰年间的户部右侍郎王茂荫(wángmàoyīn)。为了进一步证实这一判断,侯外庐又阅读了《王侍郎奏议》,仔细研究了王侍郎的经济思想(sīxiǎng),最终认定“Man-mao-in”确为王茂荫。
《资本论》早期翻译者王亚南,也曾(céng)为“Man-mao-in”一筹莫展。他向历史学家吴晗求助,吴晗告诉他,这个“Man-mao-in”就是清朝咸丰年间(niánjiān)的(de)户部右侍郎王茂荫。
1936年,郭沫若在日本留学(liúxué)期间发表(fābiǎo)文章,说《资本论》附注83中(zhōng)的“Man-mao-in”为(wèi)王茂荫。依据是:一、《东华续录》的记载。二(èr)、他托人去徽州,向王茂荫家族后人调查后的结论。郭沫若将他的考证文章发表后,引起学术界广泛关注,并掀起了一股研究王茂荫的热潮。
马克思之所以关注王茂荫(wángmàoyīn)(wángmàoyīn)的经济观点,并将其作为论据,是因为王茂荫强调对纸币(zhǐbì)的总量控制,就是有“定数”,不能泛滥。更重要的是,王茂荫主张朝廷确保纸币随时(suíshí)足额(zúé)兑换白银(báiyín)。就是说,纸币必须是有信用的。王茂荫的这种经济思想与马克思的货币和商品流通理论,可谓不谋而合。但他却因此受到咸丰皇帝和众大臣的严厉指责,并被免去了户部右侍郎的职务。
那么,在当时交通和通讯都很落后的情况下,远在德国(déguó)的马克思是如何得知此事(cǐshì)的呢?清朝咸丰(xiánfēng)年间,北京驻有东正教使团,他们定期向国外报告清国情况。王茂荫试图进行货币改革,并因此(yīncǐ)惹怒(rěnù)咸丰皇帝的事,被人打探到以后,写进了(le)报告。消息不胫而走,很快传到了欧洲,传到了德国,并被马克思获悉。于是,王茂荫就被写进了《资本论》。
更多热点速报(sùbào)、权威资讯、深度分析尽在北京日报App
来源(láiyuán):北京晚报五色土

在宣武门外大街一座院落门口(ménkǒu)的木板上(shàng),写有“王茂荫故居”字样,而院门旁边标牌上的字样为“西城区一般不可移动文物——歙县会馆(huìguǎn)”。

王茂荫是安徽歙县(shèxiàn)人,尽管他在清代咸丰年间官至(guānzhì)户部右侍郎,却一直没有(méiyǒu)购置房产,长期居住在歙县会馆。这位清朝货币理论家、财政(cáizhèng)学家以(yǐ)清正廉洁、直言敢谏著称,他曾向咸丰皇帝提出货币改革建议,虽然未被采纳,却被马克思写入了《资本论》第一卷,从而使他成为唯一被《资本论》提及的中国人。
乡谊(xiāngyì)为重,会馆即是旅京之家
位于宣武门外大街107号的(de)歙县会馆(huìguǎn)坐西朝东,目前前院经营茶、酒和咖啡,后院包括西正房、过(guò)厅、南厢房(xiāngfáng)和北厢房,正房面阔五间,南北厢房、过厅各三间。修葺一新的房舍间,一棵高大粗壮的椿树显出几许沧桑。

正房门前(ménqián)竖立(shùlì)一块展板,上面是王茂荫的画像(huàxiàng)以及他早年(zǎonián)经历、仕途发展、晚年生活、主要贡献的简单文字介绍。室内摆放若干小巧的桌椅,书案上放着笔墨纸砚,还有几个卷轴。墙壁上的两块展板,文字与图片相结合(xiāngjiéhé),内容分为四个章节,即王茂荫生平、王茂荫的货币论、王茂荫的货币改革尝试、歙县会馆。
现在的(de)歙县会馆,早已不是王茂荫居住时的规模。据说,腾退(téngtuì)和修缮后的歙县会馆只是原来的一部分。
歙县会馆始建于明嘉靖(yúmíngjiājìng)三十九年(sānshíjiǔnián)(1560年),由安徽徽州36位茶、漆等商人倡议筹建。当时的徽州一府六县,歙县为其中(qízhōng)之一,并且是徽州府治所在地。“来者实有依归,无论崇卑,咸得解装于斯,而从容(cóngróng)别定馆舍(guǎnshě),此徽歙建置会馆之由也”。就是说,他们筹建的会馆是徽州旅京(lǚjīng)人士、尤其是歙县旅京人士的一个落脚点。当然,在这里落脚的主要是商人。
清朝初年,歙县会馆由商馆转变为士馆、仕宦行馆,成为徽州举子进京应试(yìngshì)和宦海中人在京候(jīnghòu)职的(de)临时寓所。据《歙事闲谭》记载,清代的歙县出了5个(gè)(gè)状元、2个榜眼、1个武榜眼、8个探花、296个进士。另外,还出了4个大学士、7个尚书、21个侍郎。他们在京应试或求职期间,都曾居住于歙县会馆,并得到歙县会馆的扶助。
随着徽州旅京人员的(de)增多,会馆渐渐不堪重负。乾隆五年(nián)(1740年),寓居扬州的徽州盐商黄氏家族出资,使歙县会馆得以扩建。乾隆二十三年(1758年),时任内阁中书(从七品(qīpǐn))的歙县人吴(wú)宽致信扬州盐商徐士业,向这位财大气粗的歙县同乡求助。在得到资金支持后,对歙县会馆再度(zàidù)扩建。到了(le)嘉庆初年,会馆虽有一定规模,但“岁久渐倾圮”。嘉庆六年(1801年)盛夏(shèngxià),一场暴雨使会馆严重损毁(sǔnhuǐ)。嘉庆九年(1804年),歙县籍两淮盐业总商鲍志道捐(juān)巨资,加上在京歙县籍官员、商人的捐资,历时(lìshí)三年,对歙县会馆进行了空前规模的大修。此次大修,不仅使会馆焕然一新,也使其一改颓势,重新成为社会名流聚集的场所。
除了王茂荫,朝廷大员曾国藩、李鸿章、祁寯藻等(děng)都人(rén)也(yě)曾是歙县会馆(huìguǎn)的常客。如果(rúguǒ)往前追溯,在歙县会馆居住过的名人还有被梁启超称作“前清学者第一人”的戴震、乾隆年间的户部尚书曹文埴等。到了近代,教育家陶行知、画家黄宾虹等,也曾是歙县会馆的座上宾。从思想巨擘到艺术大师,从清官廉吏到教育先驱,深厚的文化积淀(jīdiàn)使歙县会馆成为徽州文化的一个缩影。
两袖清风,为安(wèiān)社稷直言敢谏
清道光十二年(nián)(1832年),王茂荫考中进士。不(bù)久,被授予户部主事,升任员外郎(yuánwàiláng)。次年,他从安徽歙县到京(jīng)城任职。此后,他先后担任御史、户部右侍郎、左副都御史、工部侍郎、吏部右侍郎等职,历经道光、咸丰、同治三朝,在京为官30年,始终不携带家眷,不购置房产,独自一人居住在歙县会馆。

清 咸丰皇帝褒奖王茂荫父母诏书 安徽中(zhōng)国徽文化博物馆藏
在担任御史期间,王茂荫对当时(dāngshí)的(de)用人(yòngrén)取人标准提出严厉批评。比如,强烈反对以字体工拙取士。他认为,过于注重(zhùzhòng)小楷,以至于“合天下之聪明才俊尽日握(jǐnrìwò)管濡毫”,根本不能“济实用”。就是说,用人取士不能只看表面功夫。他主张改革科举考试(kējǔkǎoshì),“勿论字体工拙,笔画偶疏,专取学识过人之卷”。乡试会试以实务为主,殿试朝考重视经学文意(wényì),将真才实学作为选拔人才的最高标准。王茂荫的人才观,在一定程度上引发了当时用人制度的反思和改进。
咸丰八年(nián)(1858年),王茂荫上奏咸丰皇帝,建议将《海国图志》五十卷本刊刻重印,以使朝廷官员及国民“知夷难御而非竟无法之可御(zhīkěyù)”。他认为,应该知己知彼,坚定信心(jiāndìngxìnxīn),共谋抵御外敌大计。对(duì)魏源在《海国图志》中提出的“师夷长技以(jìyǐ)制夷”的主张,他极力推崇。由此可见,王茂荫不仅心存报国之志,而且具有远见卓识。
当然,王茂荫的远见卓识主要体现在(zài)他的货币改革方案和货币理论上,学术界将其评价为“我国封建社会货币理论的最高(zuìgāo)成就”。那是咸丰三年(1853年),王茂荫担任户部右侍郎,兼管钱法堂(qiánfǎtáng)事务。为了应对清廷所(suǒ)面临的财政危机,他上奏咸丰皇帝,反对铸造成百上千的大额钱币,认为“官能定钱之值,而不能限物之值”,铸造大钱势必导致物价上涨(wùjiàshàngzhǎng)。他主张在可控范围内,发行(fāxíng)新的纸币。
次年(cìnián),王茂荫针对银票(yínpiào)、宝钞(chāo)和铸大钱所造成的(de)货币剧烈贬值及社会动荡,向咸丰皇帝上奏《再议钞法折》。主要内容包括四项建议:一是允许钱钞兑换现钱,二是允许银票兑换现银,三是允许各商店用钞换银,四是允许典(当)铺款项出入顺带(shùndài)用钞币。前两项涉及持钞人与国家之间的关系,后两项涉及商人(shāngrén)与商人、商人与顾客的交易中扩大(kuòdà)钞币使用。在这个货币改革方案中,前两项是重点。而王茂荫之所以(zhīsuǒyǐ)重视商人的作用,一是商人在当时的经济生活中扮演着重要角色,二是他出身于商人家庭,对商人有着深刻的了解。
然而,咸丰皇帝对(duì)王茂荫的《再议钞法折》大为不(bù)满,认为(rènwéi)他所言“贵民而贱官”,不以国家政事为重。户部军机大臣的审议结论中,也指责王茂荫“所论专利商贾(shānggǔ)而不便于国,殊属不知大体”。于是,咸丰皇帝下令查办,并将王茂荫调离户部,货币改革搁浅。
改革搁浅(gēqiǎn),却被写入《资本论》
同治四年(nián)(1865年),王茂荫回安徽歙县为继母守孝。当时,他家老宅破败(pòbài),人丁寥落。不久,他在家中病逝,享年67岁。
王茂荫去世两年后,马克思的《资本论》第一卷(dìyījuàn)问世。《资本论》第一卷第一篇第三章,论述的是货币和(hé)商品流通。这一章有个附注83:“清朝户部右侍郎Man-mao-in向天子(tiānzi)上了一个奏折,主张将官票、宝钞改为可兑现的钞票。在1854年4月的大臣(dàchén)审议报告中,他受到严厉申斥。他是否因此受到笞刑(xíng),不得而知。审议报告最后说:‘臣等详阅(xiángyuè)所奏……所论专利商而不利于国。’”
1927年,在法国留学(liúxué)的侯外庐翻译德文版《资本论》时,对附注83中的“Man-mao-in”感到棘手。回国后,他与(yǔ)合作者王思华一起(yìqǐ)去请教中国财政史研究专家崔敬伯(cuījìngbó)。崔敬伯在查阅《清史稿》列传后告诉他们,“Man-mao-in”是清朝(qīngcháo)咸丰年间的户部右侍郎王茂荫(wángmàoyīn)。为了进一步证实这一判断,侯外庐又阅读了《王侍郎奏议》,仔细研究了王侍郎的经济思想(sīxiǎng),最终认定“Man-mao-in”确为王茂荫。
《资本论》早期翻译者王亚南,也曾(céng)为“Man-mao-in”一筹莫展。他向历史学家吴晗求助,吴晗告诉他,这个“Man-mao-in”就是清朝咸丰年间(niánjiān)的(de)户部右侍郎王茂荫。
1936年,郭沫若在日本留学(liúxué)期间发表(fābiǎo)文章,说《资本论》附注83中(zhōng)的“Man-mao-in”为(wèi)王茂荫。依据是:一、《东华续录》的记载。二(èr)、他托人去徽州,向王茂荫家族后人调查后的结论。郭沫若将他的考证文章发表后,引起学术界广泛关注,并掀起了一股研究王茂荫的热潮。
马克思之所以关注王茂荫(wángmàoyīn)(wángmàoyīn)的经济观点,并将其作为论据,是因为王茂荫强调对纸币(zhǐbì)的总量控制,就是有“定数”,不能泛滥。更重要的是,王茂荫主张朝廷确保纸币随时(suíshí)足额(zúé)兑换白银(báiyín)。就是说,纸币必须是有信用的。王茂荫的这种经济思想与马克思的货币和商品流通理论,可谓不谋而合。但他却因此受到咸丰皇帝和众大臣的严厉指责,并被免去了户部右侍郎的职务。
那么,在当时交通和通讯都很落后的情况下,远在德国(déguó)的马克思是如何得知此事(cǐshì)的呢?清朝咸丰(xiánfēng)年间,北京驻有东正教使团,他们定期向国外报告清国情况。王茂荫试图进行货币改革,并因此(yīncǐ)惹怒(rěnù)咸丰皇帝的事,被人打探到以后,写进了(le)报告。消息不胫而走,很快传到了欧洲,传到了德国,并被马克思获悉。于是,王茂荫就被写进了《资本论》。
更多热点速报(sùbào)、权威资讯、深度分析尽在北京日报App来源(láiyuán):北京晚报五色土

相关推荐
评论列表
暂无评论,快抢沙发吧~
你 发表评论:
欢迎